李荣评介了西方法官解释的历史与主要学派的观点，包括德沃金的无需造法的法官解释、波斯纳的超越成文法的解释以及哈特的调和式法官解释。

研究死刑的学者围绕预防论和报应论展开争论，例如，有些试图证明死刑对潜在的罪犯有威慑功能，有些则认为任何经验事实都不能证明死刑对潜在的罪犯有威慑功能，相反，死刑可能因渲染屠杀气氛反倒刺激犯罪。为成全自身清白，任凭罪犯嚣张而让千万无辜者死亡，实属道德怯弱。

这是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尽管莱文教授的这个例子是关于阻止犯罪的，和那些为发现和证实犯罪而施用酷刑的多数案例有所不同，但这丝毫不妨碍莱文教授预设的理论逻辑成为酷刑的一般逻辑，当然，更不妨碍它成为酷刑的现实逻辑。战争状态通常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并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为了使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能不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酷刑？ 走过20世纪，中国法律里的酷刑已经被剔除得很干净了。酷刑有酷刑的逻辑，反酷刑也有反酷刑的逻辑。

我们看到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道德原则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利主义逻辑的支配。这句话搬来这里聊作尾语，也是恰当的。作为社会自我理解的公民社会概念，必然会受到社会分化形式的制约，同时，这种自我理解又强化或瓦解着相应的社会分化形式。

关于分层分化社会中上层社会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善的问题，也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说对最高统治者的想象中找到佐证。卢曼认为，作为运用日常语言的生活世界，在现代社会已经碎片化和边缘化，完全无力成为控制经济和政治正当性的上游领域。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正是吸收了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作为意识形态辩护枢纽的观点。洛克以降的政治学说发现了作为了政治的环境—经济，而且并列看待经济和政治，这就开了以功能分化视角看待社会结构演化的先河，并成为现代去中心思想的鼻祖。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在洛克公民抵抗权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洛克对公、私领域的关系给予崭新阐述，他认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公权力的侵害，政府的作用仅仅是为人民实现自己的私利提供安全，这种政府守夜人的观念在亚当。

[29]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也就是说，从功能等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结构足以维持系统沟通的持续性。公民社会已经非中心化，分化为法律、宗教、艺术、媒介、教育等等社会子系统，这些社会子系统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一样，具有各自的沟通符码与沟通纲领，系统之间虽然存在结构耦合但却不可相互还原和通约。[23] 近代社会，在宗教领域的神光逐渐退出其他社会诸领域后，公民社会的理论重新获得生机。

[26]参见石元康：《市民社会与民主》，载于台湾殷海光基金会主编：《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反思》，台北市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18页。亚里士多德绕过了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一人之治的政制模式里那种过度推崇自然的倾向，直接继受了苏格拉底通过理性辩论整合社会秩序的辩证法蓝图，因而重新激活了内嵌于民主政治中人类自我决定命运的思想。这样，作为政治沟通的公领域吸收了作为经济沟通的私领域，或者说，政治关系决定了经济关系，政治是经济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表达。无论是政治子系统还是法律子系统都不能还原为经济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个区分的批评。

在卢曼社会系统论看来，黑格尔这种国家伦理品格高于市民社会的论断，仍然坚持了一种以部分代表整体的中心观。只有到了近代，宗教与政治发生分化，政治才开始获得了独立的沟通自主性，政治在宗教问题上的中立性原则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社会演化成就，政教分离的结果是宗教成为政治的环境。

[11] （三）功能分化 功能分化是指，整个社会系统分化成诸多功能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操作符码（code）和纲领（programme），形成自主封闭的沟通领域，同时，各个子系统之间又通过结构耦合相互发生影响。与前两个学者相比，洛克的政治理论对公民社会的语义变迁贡献最大。

在17世纪，西方社会进入功能分化社会阶段，经过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变迁，各个功能子系统进一步获得了内部的复杂性和自主性，同时，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增加了。葛兰西并没有完全否定经济基础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上层建筑观点，因而与马克思之间保持着某种思想连续性，留下了中心观的遗迹，比如，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表态是受到其经济地位的限制的。与此相较，国家则代表公共利益对各种特殊利益进行调整，是社会普遍意志的升华，具有高于私人领域的伦理至上性和统治正当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由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和交换机制构成，而公共领域则包括教会、文化团体、独立传媒、论坛、职业团体、党派、工会等不受国家干预的精神文化活动领域。苏格拉底的辩证法（dialectic）思想体现了这种中心论的宇宙观和世界图像。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环境，而不是所有的系统共享同一个环境。

下面，通过卢曼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语义梳理，我们可以目击语义与社会结构之间这种悖论关系。[30]参见前注[29]，第191-194页。

洛克甚至试图颠倒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公领域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可以为私领域提供安全保障。从卢曼的分化理论来看，古希腊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分层分化为主导分化形式的社会结构，而且，其中还穿插着环节分化。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应该重新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为民间社会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个思想成为整个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滥觞，其力道贯穿两千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直到阿伦特、哈贝马斯以及其他具有社群主义或古典公民共和主义倾向的学者在当代复兴这个历史悠久传统。

[19]关于自然和正当的问题，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页。从卢曼社会系统论看来，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语义的转换既有革命性又有保守性。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们在面对新兴的社会沟通结构时，以社会契约论概括了近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正当性基础。卢曼本人在看待公民社会问题上则是运用系统/环境的区分来批评整体/部分的知识观。

然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并不打算提炼一个能够更为客观地描述公民社会实践的理论图像，[13]同时，也不打算为公民社会的实践提供一套规范性指南（前言中已与哈贝马斯做过比较）。那些鼓吹行动力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其结果是擅自逾越了社会系统的界限，造成了沟通角色的错位。

系统包括金钱系统和权力系统，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程序性沟通机制，生活世界则是以沟通理性为基础的文化生活领域。抛开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分不论，仅从词义上来说，希腊和罗马的整个社会至少包含了polis和oikos两部分，作为城邦的polis是从作为家庭的oikos中分离出来的。

他所谓的市民社会不再等同于劳动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主要落在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这样，一个被哈贝马斯寄托希望的公民社会，一股被其想象为社会中心的、能够击穿经济和政治系统铁笼的社会整合力量，其本身不过是由相互无法直接转译的、具有功能自主性的社会诸子系统所构成的去中心的意义网络。

《社会理论论坛》1997年第3期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专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洛克伍德：《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李康译。二是，以卢曼关于整体/部分和系统/环境两个区分为观察框架，重述西方学术传统中公民社会的语义运动史。他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语义描述，相应于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而言，都发生了时代错位。参见Niklas Luhmann，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1985， ch 3： law as structure of society. [10]Ross Ashby， An Introdiction to Cybernetics， 1958， ch 11： Requisite variety. [11]从理想型分类来说，卢曼的环节分化社会和分层分化社会大致对应着韦伯统治正当性类型中的个人魅力型和传统型，而功能分化社会则对应着法理型。

作为公民社会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只有关联到其所对应的社会结构的分化形式，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不同时代的公民社会概念。斯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是发现了独立于公领域的私领域，这是古典思想家中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构形式最为敏锐的先期把握。

[24]借用卢曼本人非常看重的再入（re-entry）概念来解释这种社会自我描述的语义变迁过程，可以说，这种现象正是社会通过自由/限制这个区分不断再入到这个区分内部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公民社会概念语义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大部分激发了当代社群主义理论家们学术创作灵感的核心要素。

无论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判断，还是期望通过重建生活世界以转动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机制，都是因为哈贝马斯希望避开社会功能分化所造成的韦伯意义上的铁笼，而直接切人到未经系统污染的具有伦理至上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当然，西塞罗也给公民社会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他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关于理性克制的思想，认为城邦公民的相处之道就是超越个人利益纷争，以客观正义来限制个人私欲，这种社会整合的理念奠基于自然法思想之上，强调自我控制和对公共事务的献身精神，为公民社会概念扩充了新内涵。